怀念我平凡却又伟大的母亲

　　转眼我已年过古稀，真是时光如流水，母亲已离去38个年头了。这些年来，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母亲的身影便时常萦绕在眼前。尤其过了75岁生日后，脑海中更是波涛起伏，思绪万千，思念母亲之情经常如潮奔涌，无休止地叩打着我记忆的闸门。
　　我出生在胶东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。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孩子，其中4个夭折，我在男性中排行老三。家里人多物薄，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穷，“家徒四壁”的矮屋和“糠菜半年粮”的日子。我家孩子那么多，一人一张嘴就是无底洞。父母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方息，只求能勉强糊住十余张嘴，就是最大的满足。母亲是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，没读过一天书，但母亲的的确确是我们家的顶梁柱，她就是凭着那双小脚、那副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，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务劳作，还要整天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。为困苦的事情费尽心思，这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。然而就在我长到7岁时，妈妈竟下定决心，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，宣布要送我去学堂念书。记得那次妈妈说：“我想了想，只有念书，学到文化，才能改变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。不念书就没有出路，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。我看小三挺机灵的，是块当先生的料儿，让他去念书吧。”
　　后来，妈妈又专门叮嘱我：“妈妈供你上学，就是希望你能做一个有出息、有志气的孩子，而不是像你爸、妈一样，一辈子都是‘睁眼瞎’，累死累活连顿饱饭也吃不上。你上了学，一定得努力，争取多学点文化，长大了去当先生。”那时的我是懵懵懂懂，对妈妈的话理解并不深刻，就问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当先生呢？妈妈充满憧憬地对我说：“当先生好呀！先生不但是不干庄稼活的文化人，还能到各家去吃‘派饭’，谁家有上学的一年不轮上个一两次呢！能吃到一块咸鱼，一块饼子，有时候运气好，还能吃上个鸡大腿！”
　　在我的记忆中，那时家里一年到头糠菜为伴，吃的尽是谷糠、地瓜叶子，偶尔能吃上顿带点五谷杂粮的“干饭”，那不是过年就是过节。在妈妈眼里，先生一年到头都有饭吃，先生了不起。这使妈妈羡慕先生，更希望我能当先生。正是在妈妈的坚持下，我离开了整天赤着脚、光着屁股在村头玩耍的小伙伴，背着妈妈用旧衣裳改做的小书包，迈进了学堂，迈向了从此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　　为了妈妈的笑容，我拼命吸吮知识的雨露。一份汗水，一份收获，每次的成绩都会让妈妈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。我让妈妈深信，这条路她为我选对了，一直走下去，我一定能当上先生。在妈妈的支持下，我断断续续地读到高小。就在我继续求学信心百倍的时候，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现实改变了妈妈，也改变了我。但直至今日，尽管“当先生”早已不再是我的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，但因之而来自于妈妈的鞭策，却成了一直铭记我左右的警句，激励着我踏实做事，老实做人。
　　1941年的一天，日本鬼子“大扫荡”到我们那里。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兵跑得不见踪影了。我们村子西边大庙，是八路军用土翻砂试制手榴弹、地雷的“兵工厂”，被鬼子一把火烧成一片火海。乡亲们到处躲避，此时，妈妈什么东西也顾不上带，拉上我们几个孩子就往外跑。妈妈心惊胆战地喊着这个叫着那个，拽着我们的手拼命地跑，想尽快冲出鬼子的包围圈。一双小脚、几个孩子哪能跑得快？在村头的河畔遇上了鬼子，一拳把我打倒在地，用穿着铁掌皮鞋的脚把瘦小的妈妈踢到了沟里，也正是这一次，我们和妈妈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杀人场面，看到鬼子的野兽暴行。凶残的日军杀害了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新郎，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新娘。这惨不忍睹的一幕，让我们感到妈妈那攥紧我们的双手在颤抖。乡亲们也都个个咬紧牙关，攥紧双拳，但也只能强压怒火，用仇恨的目光进行着无声的反抗，心灵挣扎在痛苦的无底深渊。
　　也正是这一次血的经历，震撼着妈妈那颗慈软的心，和家人商量后，妈妈毅然做出了送我当兵的决定。妈妈那天对我说：“小三，你要和二哥一样去当八路，不打走鬼子，日子没法过！”我听到这儿为之一震，在这战火愈演愈烈的时候，妈妈做出这样的决定，难道不怕我有个三长两短吗？是妈妈看到日军暴行后的一时冲动吗？不，不是的！妈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，是妈妈又明白了一个道理。哪个妈妈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她知道仅凭自己的儿子亦是沧海一粟，可是八路的队伍里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孩子吗？她后来对我说：“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过安稳的日子，这些孬种、坏蛋为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？看来，光靠当一个先生，挣几顿饱饭，改变不了我们穷人的命运！”
　　几十年后每当想起妈妈从“好男不当兵”到送儿子当八路这一思想转变过程，总是感慨万千。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，妈妈的这一转变就她本人而言是再朴素不过了。她也许没有抗击外敌、翻身解放的智慧和胆略，当然那时更不会期盼儿子通过从军征战，走上仕途，成名成将。她的想法只是，当日本鬼子逼得我们一名普通百姓连成为一名“先生”、过上能吃顿饱饭的日子都不可能的时候，就只有去斗争，去反抗，去拿起枪打击敌人。从对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军队的厌恶，到送走又一个读过书的十几岁的儿子参加八路军，投身革命队伍；从与世无争到奋起抗日，妈妈以及千千万万的妈妈这一朴素转变中，又包含着怎样的伟大啊！ 　　离开家后，我先是在县大队里当通信员、文书。因为我喜欢写写画画，穷人的孩子又不怕苦，所以部队领导对我印象都不错，很快推荐我到当时的“抗大”一分校学习。到达后，我被编入三支队教二团二大队九连，成了一名真正的“学兵”。连队在选人当机枪手时，我被看中，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，考核成绩合格。在抗日战争最后一仗打响的时候，我在全连第一个报名参战。被批准后，我又被编到胶东主力团——十三团，即后来“济南第一团”，在这支能打能拼的荣誉团队，从当文书，直到当团政委，这一干就是20年。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，随部队南征北战，已几年没有与家里联系了。行军途中，战斗间隙，妈妈送我的那一幕时常浮现在我眼前。
　　1947年在孟良崮以北的南麻战役中，我的左小腿被打断了，由于失血过多，人近昏迷。在生死边缘的我，真想和小时候一样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尽享幸福。这个时候外面谣言四起，传我已经牺牲了。转到莱阳后，巧遇邻村学友，我便迫不及待地让他给家里带了口信：“我还活着。”家人知道我没有死的确切消息后，妈妈并没有完全从担心中解脱出来，她老人家已知道从没离开过家的孩子，现在正忍受着战火摧残的痛苦，忍受着伤痛的煎熬。骄阳似火，再加上医疗条件有限，我的伤口逐渐恶化，化脓生蛆，恶臭难闻。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，我和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友坐在一辆沂蒙老大爷推着的独轮车上，向战地医院赶。当时医疗条件极差，没有消炎药品，医生将热盐水晾一晾，用小扫帚蘸着盐水扫扫蛆，仔细清洗伤口时，就像用利刃在我身上割肉一样，豆粒大的汗珠落地有声。医生们在商议对我的治疗方案，南方口音我不全懂，大概是担心恶化到这样会造成破伤风，只见他们在我膝盖上方划了一个杠后，就把我推到开刀房。到了门口我才明白过来，是要截肢。我那股拗脾气一上来，什么都不顾，只顾死死用手把住门框，坚决不同意，并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：“要截腿，先截头，我还要打仗，我还要回前方，死也要死在战场上！”医生说我是条汉子，是硬骨头，就没有截肢。在医生的精心救护下，总算保住了我完整的身体，做完手术后我在想，可以上战场了，可以自己走回去见妈妈了。 　　我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快结束时回国，并作为志愿军观礼代表团的一员，去首都参加了当年的“五一”劳动节观礼。不久，才回到了已阔别12年的家乡。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后，妈妈高兴得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专门叮嘱几个儿女，把家里的几间老房子扫了又扫，又修又补，然后便是每天颠着一双小脚，早早就到村口看着，等着儿子归来。 　　一看见我，妈妈一句话不说上下打量着我，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可掬的笑容，无声胜有声！12年未见，这12年我在枪林弹雨中穿行，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，再见到妈妈已是满头银丝，岁月的风霜刻满了脸庞。全家人相见兴奋不已，爸爸说：“我们家从来没杀过老牛（指没做过坏良心的事），我儿子会平安归来的。”弟弟说：“妈妈半夜睡觉都经常叫你的名字。”到家的当天晚上，妈妈在锅台上又熬又炒，亲手为凯旋的儿子做了满满一桌子好菜，其中还不忘了给我熬了一碗咸鱼，烙了一张金黄的玉米饼子。
　　吃过饭后，妈妈执意要给我洗洗脚。我理解妈妈的心思，顺从地按妈妈的意思，坐到了一把高椅上。我正准备脱掉鞋袜，老人执意不肯，她把我的两只脚全揽在怀里，放在膝盖上，细心地帮我脱鞋、脱袜，挽起裤脚，也就在那一刻，妈妈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伤痕。妈妈吃惊地叫了一声，赶忙又抱紧了我的双腿，把裤筒挽了又挽，一双粗糙、长满老茧的手在疤痕处抚摸着、停留着、颤颤巍巍的。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我的双腿上，凉凉的，又重重的。我听到了妈妈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抽咽声，妈妈哭了，苍老而又瘦弱的肩头剧烈抖动着，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。
　　年轻时在地里刨食，吃糠咽菜的时候，妈妈没有哭过；含辛茹苦地把一大群孩子拉扯成人，妈妈没有哭过；面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掳，妈妈有过愤怒和仇恨，但也未曾哭过；送儿子上战场，刚强的妈妈同样也没有哭，可今天，年迈的老人面对儿子的伤痕，她流泪了，而且哭得是那样的伤痛。那一刻，我忍不住也掉了泪。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”——想着与我一同征战南北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，想着无数母亲已经失去了为征战回来的儿子再洗一次脚的享受，革命的成功、共和国的成立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！我一边用手细心地为妈妈梳理着稀疏的银发，一边和老人讲着这个道理。年迈的妈妈听懂了儿子的话，不住地含泪点头，用她那颤颤巍巍的满是青筋的双手摸着儿子腿上的一处处伤痕，眼泪却仍旧不断线地涌出。
　　临走时，妈妈为我新做了一双土布鞋。我提出不让大家送了，自己一个人走就行了。可妈妈坚决不同意，她在我的搀扶下，送了一段又一段路，最后还是我硬阻止她老人家停住了步子。然而，走出好远，我一回头，再回头，妈妈瘦弱的身躯却一直伫立在村边石碾盘上，向我挥着手。就在这依依不舍中，我几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妈妈，离开了家乡。
　　1968年10月，我在北京接到妈妈病危的电话。当时正是“文革”比较乱的时期，部队有任务不能请假，只好让11岁的儿子代我回去看望。我没有来得及赶回去，妈妈就离开了人世，儿子替我给妈妈送了终。及至我到家，妈妈已经下葬。儿子告诉我，奶奶临走的时候还问：“三儿哪去了？”我顿时泪如泉涌。妈妈一生为我操碎了心，可我没有为妈妈做点什么，就连妈妈走的时候，也没能见她最后一面。看着地上的一堆黄土，想着操劳一生却没享一天福的妈妈，无尽愧疚都化成了伤心的放声痛哭。
　　回顾她老人家的一生，可谓普普通通，平平凡凡，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，也没有任何可值得记载的历史。然而，在儿子的眼里，盛满的却是妈妈的伟大。妈妈是最无私的，为了孩子的成长，妈妈犹如一头躬耕乡田的老牛，从年轻力壮到岁月染白双鬓，妈妈像千千万万的妈妈一样，无怨无悔地付出着，透支着，流尽了汗水，淘尽了青春，皱纹布满了曾经年轻的脸，重担压弯了曾经挺拔的腰。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，成家立业了，妈妈也老了。但老了的妈妈心中装满的，仍然是远行的孩子，哪怕是在临终前的一刻，她依然想着我。
　　妈妈没有文化，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，但却懂得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所以在国家危难之时，她能放弃自家利益，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，送两个爱子奔赴革命的最前方。妈妈是平凡的，是伟大的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。作为她的儿子，我引以为荣。
　　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、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，一个战争的幸存者，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，多年来，没有在妈妈的床前、膝下尽孝，这种愧疚是难以言表的。但几十年来我没有辜负妈妈对我的希望，为党、国家和人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做了一些工作。使自己能在忠孝的天平上寻求一点平衡，这也算是对妈妈的养育之恩做点滴的报答吧！妈妈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从妈妈最初对我的希望，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做出送儿参军的选择，以及多年后妈妈见到带有多处伤痛的儿子的悲与喜，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透露着母亲的平凡、伟大与对我的无限疼爱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这种爱只能化作永久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了。
　　不知道有过多少次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妈妈那忙碌的身影、殷切的教诲，常常浮现在我眼前，一觉醒来总是老泪纵横。
　　妈妈，我永远想念您！
 
　　迟浩田（1929—），男，山东招远人。1944年6月参加工作，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8年至1955年任三野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营连副指导员、指导员、营副教导员、教导员、团政治处副主任。1955年至1958年任陆军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政治处主任。1959年至1960年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合成系学习。1960年至1966年任陆军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、团政委。1966年至1967年任陆军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政治部主任。1967年至1969年任陆军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副政委。1969年至1970年任陆军第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。1970年至1973年任陆军第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政委、《解放军报》社核心小组成员。1973年至1977年任北京军区副政委、《人民日报》社负责人、副总编辑。1977年至1987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（1982年免兼职）、济南军区政委。1987年至1992年任中央军委委员、解放军总参谋长。1992年至1995年任中央军委委员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。1995年至1997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。1997年至1998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。1998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。